导读：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慈善模式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募捐效率低、资源错配、信任度不高等。在此背景下，以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不仅契合社会治理需求，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政社协同，构建精准化治理机制；还匹配社会发展需求，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慈善生态构建；更能营造社会和谐氛围，通过社交媒体放大慈善行为的传播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迅速扩散到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慈善事业作为社会资源分配与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数字技术的深远影响。过往慈善事业传统发展模式多以线下募捐、现场活动为主，依赖人际网络与实体资源，多以募捐晚会、街头宣传、面对面捐赠的方式募集善款。慈善事业传统发展模式虽曾为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在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也非常明显。一是线下募捐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资金投入，覆盖面有限，募捐效率低下，更难以触及更广泛的潜在捐赠者，导致社会资源的激活能力有限，参与面窄小。二是受限于信息不对称，传统模式在识别受助对象、配置资源方面效率较低，最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甚至浪费，使得“好心较难办好事”。三是传统慈善项目多存在资金流向不明确、项目进展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可能削弱捐赠者的信任，影响参与积极性，也存在捐赠资源分配不均的可能。在慈善事业传统发展模式中显现的困境成为阻碍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壁垒，难以攻破。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慈善事业逐渐由线下向线上迁移，发展出网络募捐、数字平台等运行新模式。这些新模式的出现密切了捐赠方、施助方和受助方三方关系，加速了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从这一意义上讲，慈善事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其实质是对慈善事业发展进程的根本性重构，说明慈善事业发展模式产生质变。这种质变不仅表现为对慈善事业传统发展模式困境的突破，还具有扩大慈善事业影响力、提升慈善项目管理效率和提高慈善募捐社会信任度等多重现实价值，为构建透明、公平、可持续的慈善生态系统奠定扎实的基础。

        故此，深究数字技术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成为探究慈善治理有序优化的重要问题。同时，在该过程中通过哪些基本策略可以助力慈善组织、政府、企业和公众构建共建、共治与共享结构功能系统，协同推动数字技术在慈善领域的应用？这也构成探寻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另一关键性问题。立足这两个关键性问题，本文诠释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策略，对于指导慈善事业数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文献述评

        既有研究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存在诸多探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提出数字技术重塑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运行模式；另一类审慎阐明数字技术对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诸多潜在挑战。相比较而言，前者侧重论述在新运行模式下慈善事业以组织转型发展为抓手，指明“能力建设工程”的重要性，提出慈善组织应紧随时代发展变迁，运用数字技术赋能自身实力，并借助区块链技术，强化慈善项目可追溯性，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信誉。还有部分文献提出慈善组织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更易于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建立高效协同的慈善体制机制，实现慈善共建。后者阐明数字技术在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一是数字鸿沟加剧社会不平等，部分困难群体可能因技术门槛而被排除在慈善活动之外，得不到有效的救助；二是部分慈善组织数字化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对社会的回应效率低下；三是技术与真实性的冲突，数字技术的使用让捐赠者和受助者之间存在信息认知壁垒，有可能存在受助者提供虚假信息产生的“诈捐”“骗捐”等行为。

        从上可见，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慈善事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审视这一演进过程，并厘清数字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基本策略，既可规避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风险，又可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强化第三次分配，最终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三、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的内在逻辑：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数字慈善何以重要？可审视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蕴含着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文化繁荣昌盛，而数字技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引擎。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必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政社协同、构建精准化治理机制等方面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典型示范。同时，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慈善事业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契合社会治理需求和匹配社会发展需求，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之中，并在变革中得以充分显现。

        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呼唤更为智能、高效、透明的慈善事业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介入慈善事业极大地提升了慈善活动的效率和慈善项目的影响力。网络募捐、数字平台等慈善事业运行新模式的出现标志着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以高效、透明和信任为内核的新阶段。数字技术不仅契合社会治理需求，提升了慈善活动的运行效率，也在匹配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多方共赢的慈善生态体系，更好地达成营造社会和谐氛围的效果。

（一）契合社会治理需求

        数字技术为慈善事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也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有效促进政社协同。通过整合政府、企业和慈善组织的数据资源，构建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提升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精准性。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慈善事业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技术支持，使慈善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慈善组织更快速地精准识别社会需求，积极响应社会问题和科学分配资源，由此实现智能化的运营管理。数字技术还通过提升信息流动效率，促使政府、企业和慈善组织之间合作更加紧密，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高效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政社协同机制构建，使政府、企业、慈善组织能够通过高效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领域各类问题。现实中政府掌握着涵盖人口、经济、健康等多个领域信息资源，企业聚焦于商业活动和社会责任信息等信息资源，慈善组织则掌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公众需求信息。三者需求信息类型不一，但均为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关键信息来源。运用数字技术整合这些信息资源，再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信息交叉融合，能够为社会治理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提供全面信息支持。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能够构建一个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为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更大范围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协同联动提供资源基础。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平台还能够实时更新需求数据和项目进展信息，确保所有参与方都能掌握最新情况，为社会治理协同决策提供依据。

（二）匹配社会发展需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慈善事业需要紧密围绕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展开。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能使其更精准地应对社会发展需求，在乡村振兴和慈善生态体系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社会资源高效配置，促进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数字技术为各项工作科学化、高效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借由数字技术，慈善组织在识别困难群体、优化资源分配方面可实现传统慈善难以完成的突破。在识别困难群体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使各类受助对象识别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在整合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多维数据后，数字技术能够为慈善组织提供精准全面的不同类型困难群体画像，确保社会公共资源覆盖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受助对象生活条件和需求变化，为及时调整资助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在优化资源分配方面，数字技术为慈善资源的分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高效手段。利用大数据技术，慈善组织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具体需求，优化物资和资金的投放比例，避免资源浪费。

        另外，在推动慈善生态构建上，数字赋能促进了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和个人的协同合作，形成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治理模式，使不同主体在参与慈善事业时能够找到合适的生态位。数字技术的加持促使慈善事业实现了从封闭的单一主体开展模式转向开放的多主体协作联动模式的过渡，并由数字平台汇集多方资源和需求，建立多方参与的数据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孤岛，提升资源配置和协作的效率，以此形成一个信息透明、资源共享的慈善生态圈，吸引更多主体融入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格局。各方在慈善生态圈中责任共担，政府提供政策和数据支持、企业通过技术和资金参与、慈善组织承担提供服务和执行落实，形成合力，应对慈善事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在运用数字技术整合政府、企业和慈善组织资源后，慈善事业能够更高效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三）营造社会和谐氛围

        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发展的显著作用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放大慈善行为的传播效应，营造社会和谐氛围，达到呼吁更广泛群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社交网络高效传播特点使得慈善信息能够快速扩散，引发公众关注和资源的聚集，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感知，主要包括指数级传播、形成“蝴蝶效应”以及公众自发参与催化三个路径。其一，指数级传播。慈善项目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上的转发和互动呈现出几何级数的传播速度。一条信息可能因为被多个社交媒体用户或某“大V”关注和转发，迅速传播至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其二，形成“蝴蝶效应”。社交传播的特性使得一个看似微小的行动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响应，吸引更多资源汇入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其三，公众自发参与催化。社交平台传播激励了更多人自发地参与慈善活动。在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发布的募捐项目，可以吸引大量潜在捐赠者，尤其是年轻人参与。数字支付技术的普及使公众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捐赠，大幅降低募捐的门槛，催化捐赠行为产生。此外，当公众发现身边的朋友、家人或同事参与某一慈善项目时，他们更容易受到同辈效应的影响，产生行动的驱动力，进而形成慈善行为的连锁反应。

        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慈善行为不再局限于传统募捐和志愿服务，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全社会的互动和共享层面，将社会和谐氛围的营造效果进一步强化，有利于催生现代化慈善事业发展新态势的产生。一是跨地域传播。数字平台让慈善信息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实现跨地域的扩散，吸引更多文化背景和地域的参与者。二是多元化参与主体。不仅是个人，而且企业、政府机构和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也通过数字平台积极参与慈善项目，形成了个人与组织、线上与线下的立体化慈善网络。三是慈善价值观念普及化。通过数字传播，慈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使得慈善行为逐渐成为更多人愿意主动参与的社会活动。

        数字技术与社交传播的结合，不仅让单次慈善行为得到不同种类社会资源的多方面支持，还通过建立相对固定的联系方式构建慈善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是慈善事业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是公众习惯养成。轻量化参与方式和社交传播效应培养了公众持续参与慈善活动的习惯，增强了慈善事业社会认同感。二是慈善品牌形成。频繁的数字传播使得优质的慈善项目逐渐成为具有品牌效应的社会活动，吸引更多长期关注和支持。三是资源流动的稳定性。由于社交传播带来的广泛参与，资源投入逐渐变得多样化和稳定化，为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四、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策略

        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慈善事业正经历历史性的巨大变革。慈善事业传统运行模式中资源分配、组织管理和公众参与方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数字技术全面应用为慈善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动能。深究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对接价值观念、优化组织架构、强化组织能力建设和提升政府支持力度四个方面，以期为慈善事业构建高效、透明和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实现质的飞跃。

（一）对接价值观念

        慈善价值观念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其核心价值在于无私奉献、关爱他人，旨在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鉴于此，在数字时代更应促成慈善价值观念与数字技术的结合。

        首先，构建体系化慈善价值观念。运用数字技术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涉及慈善价值观念的部分，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红色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慈善有关部分运用数字技术予以传承弘扬，充分将“天下大同”“齐同慈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文化素养融入当代社会环境之中不断在数字平台上传播，并与时俱进纳入现如今帮助困难群体、维系社会公益、改善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正乃至促进社会和谐等多类型慈善实践蕴含的当代慈善精神，吸纳诸如长三角建义庄、行义赈等优秀区域慈善文化传统，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化慈善价值观念，发挥其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不可替代的意义。

        其次，构建多元化数字平台。通过搭建在线慈善课堂、移动慈善APP等多元化数字平台，可以实现对体系化慈善价值观念内在蕴含的慈善理念、慈善人物和慈善精神等予以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展示。这些平台不仅便于公众获取慈善信息，还能通过视频、图文、直播等多种形式，生动直观地展现慈善活动的实际成效，从而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同时，多元化数字平台需嵌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分析公众的慈善行为、兴趣爱好等数据，可以精准推送符合其需求、融入体系化慈善价值观念的慈善教育内容，如富有慈善精神引领意义的慈善法律法规、践行慈善价值观念的慈善项目案例和具备慈善价值观念传播效果的慈善文化故事等。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慈善认知与参与度，形成积极向上的慈善氛围。另外，多元化数字平台应用能降低执行成本。强化数字技术对慈善项目设计、实施和反馈环节提供了全面支持，使项目执行效率与精确性大幅提升，如基于大数据分析，慈善组织能够更精准地识别社会需求，分析特定地区的贫困率、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使慈善组织设计更有针对性的项目，避免社会公共资源的无端浪费；又如云计算技术支持慈善项目的在线协作和进度管理，节省了大量的沟通和协调成本，项目负责人可以实时监控各环节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最后，强化社交媒体与移动应用的互动功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发起各类慈善话题讨论、慈善活动接力等以体系化慈善价值观念为引导的互动活动，吸引更多公众关注和参与。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可降低公众参与慈善活动门槛，为慈善事业创造了更加便捷和多样化的参与渠道。通过这种变革吸引更多公众加入慈善事业中来，并使慈善活动更加普及化，慈善项目更加社会化，从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对此，具体方式涵盖实现直接捐款简化、推行轻量化互动以及践行实时互动参与：一是简化直接捐款程序。通过移动支付技术，公众只需几步操作即可完成捐赠，无须面对复杂流程和烦琐手续；二是推行轻量化互动，点赞、分享募捐信息成为新参与的方式，这些简单操作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还通过社交网络将慈善信息传递给更多人员，扩大了慈善项目的影响范围；三是践行实时互动参与，慈善直播、在线活动等数字形式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即时参与的机会，人们可以通过观看直播了解项目进展，甚至参与讨论和互动，进一步增强与慈善事业的联系感和参与感。与此同时，也可配套建立慈善数据可视化系统，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实时展示慈善项目的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让公众能够清晰了解慈善活动的实际效果。这种透明化管理方式，能够增强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与支持，进一步深化对体系化慈善价值观念的认同和理解。

（二）优化组织架构

        优化组织自身架构，为组织更有效运用数字技术提供载体基础。慈善组织是慈善价值观念的载体，唯有高效可靠的组织架构，方能深入传播慈善价值观念。作为慈善事业的关键参与主体，慈善组织的内部架构设置对于慈善事业能否取得高质量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以此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由技术赋能向组织变革演进，慈善组织在部门分工、专门机构建设和推动部门间合作等方面进行尝试，整体性优化组织架构，迎合数字时代需要。

        数字化建设需要对现有慈善组织内在结构中的部门功能和分工进行优化，确保每个部门都能够高效利用数字工具。重点引入数字化募捐平台和社交媒体工具，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潜在捐赠者，提升募捐效率。强化数据驱动的项目设计和执行能力，利用智能系统进行需求预测和资源分配。同时，建立基于区块链和实时监控技术的资金流向追踪和项目反馈机制，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扩充技术支持团队，负责平台开发、技术维护和员工培训，确保数字化工具的稳定运行。

        慈善组织可设置专门的数字化管理中心，统筹数字化战略制定与实施。中心核心职能是负责数字技术的引入、平台的开发与维护，以及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组建由技术专家、数据分析师和项目管理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确保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中心需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推动数字化工具在募捐、项目执行和监督反馈等方面的应用，确保各环节的数字化工作协调一致。

        除了数字化管理中心的牵引，还需要推进数字化应用，需要强化组织内部部门间协作，打破传统组织架构中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搭建覆盖全机构的数字化协作平台，整合募捐、项目管理、资金流向和信息反馈等功能，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建立组织内部部门间数据共享规则，确保各部门能够实时获取所需信息，减少重复工作和沟通成本。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跨部门协同，项目管理部门与募捐部门共同制定目标，实时监控执行进度。

（三）强化组织能力建设

        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正在推动慈善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把握发展机遇，慈善事业的各类参与主体需要从战略、资源、人才三个维度加强组织能力建设，确保数字化手段能够全面融入慈善事业，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一是战略规划能力建设。参与慈善事业的各类组织需在战略层面明确数字化的重要性，将其纳入机构长期发展规划。这就需要：一方面，慈善组织领导层具备符合时代方向的数字化思维，从而有效推动组织数字化建设。对管理层进行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驱动决策培训，帮助其理解技术在战略规划中的作用。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等技术，为决策层提供精准的社会需求分析和项目效果评估，支持科学决策。利用数字技术增强组织应对变化的能力，通过实时数据调整资源分配和项目计划。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数字化管理部门，并由数字化管理部门制订清晰的数字化目标和实施路径。在该过程中逐步强化与组织其他部门联动，确保资源投入与技术开发的协调性。数字化管理部门定期评估数字化建设进展，调整相应的行动策略以适应动态需求，提升组织整体数字化适应能力。打造一个有目标、善协调、有韧性的数字化转型整体框架。

        二是资源整合能力建设。毋庸置疑，数字化建设需要庞大体量的资源支持。传统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时，特别关注自身的资源整合能力建设。注重多渠道筹资，融合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和企业合作等多种方式，为数字化转型筹集必要资金。设立专项资金保障，确保数字化转型前期开发、后续维护以及技术升级有充足财力支持。打造资源共享平台，积极寻求与科技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共享技术资源和专业经验，降低数字化建设成本。

        三是队伍的数字化使用能力建设。数字化转型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尤为突出，慈善事业参与主体应注重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着力提升队伍的技术能力和数字化素养。针对慈善从业人员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内容涵盖数据分析、平台运营和项目管理工具的使用，以及区块链技术应用，从而为资金流向管理提供技术保障。各类组织可主动招聘具备数字技术背景的专业人才，增强技术核心岗位的能力建设。打造持续学习机制，通过内部学习与外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培养组织内的技术能力与数字化文化，建设数字化学习型组织。

（四）提升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与慈善组织协作是实现社会问题高效解决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和政策支持体系，政府能够为慈善事业数字化提供多维度支持，使慈善资源的配置更加精准、运行更加规范。这不仅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为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相应安排可从数据共享、政策支持、规范保障三个维度展开。

        从数据共享维度来看，数据共享是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的重要基础。政府拥有丰富的社会数据资源，尤其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覆盖等领域。打造数据共享平台，在合理限度内对与慈善密切相关的数据进行开放共享。之所以进行数据共享，一是为慈善项目开展提供依据。慈善组织能更清晰地了解社会问题分布情况、热点趋势，进而设计有针对性的慈善项目。当地的低收入家庭比重、医疗资源供应情况、教育资源水平都可以由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为慈善组织开展慈善项目提供指导。若医疗资源薄弱，则开展惠民医疗项目，若困难群众比例高，则开展扶贫济困项目，使慈善行动真正贴合实际需求。二是提高慈善资源配置效率。数据共享平台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精准匹配，还能通过整合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资源，避免重复投入、资源浪费。借由实时的共享数据，慈善组织能够更科学地分配资源，根据当地的具体需求，精准调整资金和物资的分配比例，最大限度发挥慈善资源的作用。三是提供慈善行动效果反馈。数据共享平台还可以用于监测慈善资源的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优化。通过分析资源的投放效果，政府和慈善组织可以共同制订改进方案，确保慈善目标实现。如此，政府提供数据支持，慈善组织负责资金筹集和项目执行，形成政府主导、慈善组织参与的政社协作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提升慈善事业效能。

        从政策支持维度来看，政府搭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为慈善组织提供外部保障。在税收、技术多个领域多管齐下，推动慈善组织实现数字化转型。税收政策是激励慈善组织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推行更多的税收减免政策，对投入数字化转型的支出进行专项减免，可囊括智能募捐平台、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发等项目。鼓励组织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技术升级，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率。此外，技术支持也值得重视。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资金或合作项目支持慈善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例如区块链技术在资金流向透明化中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需求预测中的应用。政府还可以联合科技企业、研究机构，为慈善组织提供数字工具的推广支持。同时对机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高慈善工作者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从规范保障维度来看，健全的制度是慈善事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完善相关政策规范，为慈善事业提供规范的发展环境，保护捐赠者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第一是数字平台使用规范。明确慈善事业数字化转型中应遵守的操作规范，包括数据收集与使用的合法性、资金流向的透明性等，确保慈善活动的公正与高效。第二是数据隐私保护规范。完善隐私保护相关法规，防止慈善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因数据泄露或滥用而损害公众的合法权益。对平台的信息安全提出具体要求，确保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第三是数字纠纷解决规范。建立快速高效的纠纷处理机制，为各类慈善事业参与主体在数字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提供法律解决渠道，减少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社会各领域变革的重要依托。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迎来了数字时代深刻变革。本文通过对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内在逻辑，并提出对接价值观念、优化组织架构、强化组织能力建设和提升政府支持力度的四个方面基本策略。当然，数字技术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和公众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努力。只有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推动慈善事业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让爱与温暖以更加高效、精准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